从河南老家回到北京，已是九月初。
夏末的燥热还未完全退去，秋意已悄然染上枝头。
雨儿胡同的小院里，那架葡萄藤上挂满了紫莹莹的果实，空气里弥漫着甜丝丝的气息。
但对于林安而言，短暂的休憩与亲情慰藉已经结束，更为重要和紧迫的工作，正等待着他全身心的投入。
“海外资源开发筹备小组”的临时办公室，设在外交部附近一处不起眼、但警卫森严的四合院里。
当林安再次踏入这里时，气氛与他离开前已大不相同。
那份从二号办公室带回来的、明确的指示，仿佛给这个原本在重重困难中摸索前行的秘密小组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小组的负责人，一位从国家计委调来的、头发花白、面容清癯但目光如电的老同志，姓田，大家都称他田主任。
田主任是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老经济干部，作风稳健，行事果决。
他召集了小组全体成员——包括来自冶金、燃料、一机、外贸、外交等部门的十几位核心骨干，召开了林安回国后的第一次正式全体会议。
“同志们，”田主任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们小组的工作，已经得到了中央最高层的明确指示和高度重视。目标已经清晰：在总结现有经验，特别是乌干达‘基石’计划成功实践的基础上，研究提出组建国家级海外资源开发运作平台的可行性方案和实施路径。”
“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意义重大。从今天起，所有人必须进入‘战时状态’，集中精力，攻坚克难。”
会议明确了接下来的核心任务：在两个月内，完成《关于组建中国国家海外资源开发总公司的初步方案（草案）》。
这份方案，将不再是林安个人报告中的构想，而是一份需要凝聚各部门智慧、兼顾国家战略与商业规律、具备高度可操作性的系统蓝图。
林安作为“基石”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和方案的初步提出者，被任命为方案起草小组的副组长（组长由田主任兼任），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核心内容撰写，并协调各专业部门的意见。
每天，林安几乎都是最早到办公室，最晚离开。
案头上堆满了来自各部委的行业报告、国际资源市场分析、相关国家法律文本、跨国公司运营案例，以及“基石”计划六年来的全部档案资料。
三个月后当《关于组建中国国家海外资源开发总公司的初步方案（草案）》第三稿，带着林安和筹备小组近三个月的心血与期望，被田主任亲自送往更高层审议后不久。
深秋的寒意尚未完全浸透北京城，一份来自二先生办公室的、标有“特急、绝密”字样的文件，被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到了外交部，并旋即转到了仍在“海外资源开发筹备小组”临时办公室内，与同事们推敲方案细节的林安手中。
文件是一纸调令。内容简洁，格式严谨，措辞毫无回旋余地：
“任命林安同志为华夏共和国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自收到本调令之日起，一个月内到任履职。望接令后立即做好工作交接及赴任准备。”
调令的落款处，除了应有的机构印章，还有一个力透纸背、笔锋内敛却自有威严的签名。
看到那个签名，林安握着调令的手，几不可察地微微一顿，随即迅速恢复了平静。
他抬起头，迎上闻讯后办公室里同事们投来的、混杂着惊讶、困惑、惋惜与了然的目光。
意大利，1970年11月刚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欧重要国家，天主教中心，文艺复兴故地，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重要成员。
驻意大使馆正处于草创阶段，百端待举，是打破西方孤立、拓展对欧关系的战略性前沿阵地，责任重，挑战大，机会也多。
以林安的资历、能力，特别是成功打开对法、对非（乌干达）局面的经验，担此重任，从工作角度而言，并非说不通，但时机，实在太微妙了。
“海外资源开发平台”的方案刚刚成形，正待最高层审议定夺，林安作为方案的核心起草者和“基石”计划的主要实践者，此刻正是最关键、最不应离开的时候。
国内某些领域的风向，在经历了数年剧烈动荡后，虽然表面有所缓和，但深层的暗流与分歧，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胶着。
旨在整合国家力量、进军海外资源领域、带有强烈“务实”和“长远布局”色彩的这一宏大构想，在得到一部分高层有识之士支持的同时，也必然触动某些固化的利益格局和思维定式，极易成为某些极端思潮和势力攻讦的靶子，被贴上“卖国”的标签。
林安身处这个构想的风暴眼中心。他是最了解其战略价值的人，也是最能清晰阐述其必要性的人，但同样，他也最容易成为风暴集中攻击的对象。
他不动声色地将调令收好，对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点了点头：“大家先继续讨论，我去一下田主任那里。”
田主任的办公室门虚掩着。林安敲门进去，田主任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望着窗外飘零的落叶。
听到声音，他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中带着一种复杂的、了然于胸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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